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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07-14

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人，学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

这是孔子招考学生的标准，当时孔子是个大教育家，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大学，但是孔子举办的这个学校的规模已经可以赶上一个大学了，这个大学除了孔子这个校长兼教授之外，还有七十二个（实际数量是七十七个）研究生，以及三千本科生。就算孔子是个博导吧，带七十多个研究生也不少了，但是考虑到孔老先生是文学院的，也不用做实验，搞数据，发表SCI论文，加上那个时代师资力量的确匮乏，多带几个学生也是可以理解的，而且这些学生们也互相讨论啊，师兄带师弟啊，自学能力都很强，孔子就是偶尔召集几个大弟子聊聊天，其他时间，都自己呆在家里编写教材，结果聊天的记录变成了《论语》，编写的教材就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。如此看来，《论语》还是一本难得的课堂笔记，无怪乎后世无数儒家的门人，就拿着这本书反复研读，而我的目的，是带着大家回到孔子面授机宜的现场，只有还原了现场，才能搞清楚当时的教育方式是多么的人性化，当时的招生标准是多么合理。

这句话的情景是这样的，有一天，一个管事的大弟子来问孔子：“老师啊，我们现在学校开得这么大，很多家长都想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读书啊，都好几千学生了，学生的底子参差不齐，带教起来很困难，食堂每天排队要排半个小时，宿舍一个房间住八个人都不够用，连校服都断货了，就这样还有好多人要来读书，咱可不能啥样的都要了，请问校长，我们招生的标准是什么？”

孔子略一沉思，说：“我们招学生，主要看品行。如果这个人在家很孝顺，也恭敬兄长，做事谨慎又讲究信用，对他人都很好，而且接近仁的标准，能做到这些，想学点儿东西的话，就让他来我们的学校学习吧！”

学习的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所谓的“文”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孔子整理出来的古代文献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。

孔子对于学生的唯一要求，就是品行好，有教无类，他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成才，但是品行不好的人成才，是一种灾难。汉代的察举制度，就是将孔子的招生思想引入了选官体系。这种“德行为先”的标准，从此渗透到了我们国家的选人用人体制中来，在读书的时候，被要求做“德智体美劳”全面发展的学生，在当公务员的时候，被要求按照“德能勤绩廉”的标准进行考评，无论什么时候，“德”字都排在第一位，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点了，也没有人意识到，是孔子立下的这个招生标准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的人们，才让“德”这件事有了如此重要的地位。

也许有人认为，选人用人要以德为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，并非孔子的宣教所致。那么可以看看曹操这个例子，曹操是一个非常有水平的军事家、文学家，甚至也是战略家。但是后人对于曹操的评价，总是赶不上那个看起来没啥能耐的刘备，其中的原因，一方面是《三国演义》认为刘备是正统，曹操是篡逆，另一方面，就是认为曹操的德行有问题，而曹操的德行问题首先表现在“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”，枭雄般的外露自私。除此之外，曹操“唯才是举”的选人用人政策，虽然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但是偏离了儒教的传统观念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曹操的形象。曹操认为：哪怕“负污辱之名，见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”的人才，也要“各举所知，勿有所遗”，这和孔子招生的标准，简直完全背道而驰。要注意，孔子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招生啊，孔子当时的大学，实际上也是一所公务员的培训基地，很多学生都在各个诸侯国任职，就好比我们当年大学生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的身份了（现在也是这个身份，只是工作要自己去找了），孔子的招生，实际上也是为国选才。

历史往往很有辩证意味，孔子注重品德的招生标准，并没有在当时带给孔子什么好处，他四处漂泊，不得志仿佛丧家之犬，但是留下了千载美名。曹操唯才是举的选人政策，让他成为一代枭雄，建立魏武大业，但是留下了千载骂名。读史至此，掩卷深思，儒家的宗教性之来源似乎可见一斑了，我们说中国三大宗教，儒释道，佛教和道教都很好理解，但是儒家怎么能够称为“教”呢？大概就是因为学习儒学，并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“利益”吧？没有现实利益的学说，大都是有宗教性的。所以求佛保佑现世，简直是让佛很难做，这根本不是他的本职业务嘛。因此，即使没有偶像崇拜，没有来世天堂预期，儒家最终还是有一点宗教的气质，儒教传人所学所做之事，并非为了当下利，而是为了天下利，并非博得现世名，而是博得万世名。在这个精神的鼓舞之下，中国无数知识分子，从文天祥到方孝孺，从岳鹏举到谭嗣同，前赴后继地用生命殉葬理想，终于将儒家变成了最为独特的一门宗教，这宗教的理想并不是将人类带上天堂，而是希望将人间变成天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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